13岁的小读者许智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仔细看过手稿展览后，写下一段对萧乾和夫人文洁若的留言：“感谢你们为伟大抗战做出的帮助，也感谢你们捐赠的手稿，这些手稿让我感受那段历史岁月的波澜壮阔。”
“我是中国人”馆藏手稿中的抗战记忆展览现场，读者亦可在展览中入座、阅读。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近日推出“我是中国人”馆藏手稿中的抗战记忆展览。从戈公振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手稿上数不清的“手印”与修改痕迹，到陶行知1938年笔下“肃清海盗回故乡”与后来出版诗集时改作的“肃清海盗造新邦”，再到郁达夫战时借墨水给王映霞写的明信片……这些手稿中记载着抗战岁月的痕迹，更是当下大众得以深入了解文艺界抗战故事的重要连接。
“在‘大阅读时代’背景下，我们希望尽可能增加展读融合中的信息供给，拉近读者和文献之间的距离，让全年龄段的读者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。”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手稿部副主任刘明辉告诉记者。
凝聚多方文艺力量的抗战
抗战期间文艺名家的手稿与历史文献，是当下人们回顾那段历史并产生共鸣的重要入口。记者发现，本次展览中新闻业的发展贯穿抗战始终——现场陈列出《救亡日报》1937年9月19日到10月6日的十日合订本，这份报纸因抗日宣传而生，夏衍曾任这张报纸的总编辑，这份报纸原件也是由夏衍的儿子沈旦华捐赠的。
《救亡日报》1937年9月19日到10月6日的十日合订本。
展览“C位”展出了新闻学家戈公振的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《中国报学史》等作品初稿，其中，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上“凝聚了很多人的‘手印’”，其工整手迹上有多种修改痕迹，另外还有印厂工人沾有油墨的手印，这本书稿是1927—1928年间戈公振赴欧、美、日等地考察新闻业的见闻心得，在1932年“一二八”事变的日军轰炸中，排印稿被炸毁，而后原稿在上图被发现并于2017年完成出版。
戈公振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初稿，1931年。其上“多种手印”清晰可见。
展览现场。
关于抗战的记忆是国人的，也是世界的。作家萧乾曾在1939年赴英，作为《大公报》驻英特派员，他是唯一自始至终长驻欧洲报道二战情况的中国记者，他曾于1995年写下《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》回忆那段岁月，“苦难中的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仍是关切的。那时我经常应援华会之邀，赴全英各地宣讲中国人民英勇抗敌，他们显然从中也得到鼓舞。”
翻译家文洁若曾在写给上图的《捐赠说明》中回忆她的丈夫：“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，他不断发回‘本报记者来自前线电讯’，并且见证联合国大会与波茨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。”
萧乾《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》初稿，1995年
萧乾文洁若夫妇在北京家中摄于1994年。（上图手稿馆供图）
抗战胜利后，文物清点与保护工作极为重要，本次展览展出的顾廷龙所作的《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跋》初稿也拓展了观众的视野：1946年4月1日，顾廷龙受聘为京沪区“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”，并开始在合众图书馆（今上海图书馆长乐路馆）组织编撰由徐森玉主编的《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》，为中国政府向日本开展战争赔偿作准备。
顾廷龙《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跋》初稿，1981年
处处可阅读的文化空间
无论何时，儿童受众都是备受关注的。抗战时期，众多文艺家很注重儿童文艺的创作，例如陶行知1939年所作诗歌《我们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小孩》，其稿件在本次展览展出，诗歌结尾写着“我们的快乐是，把我们的小小力量贡献出来！把我们的失地收复回来！把我们的新中国新世界创造起来！”音乐家贺绿汀在抗战时期也创作了《谁说我们年纪小》《我们是抗战的孩子》等儿童歌曲，展览展出后者的曲谱油印件，“尽情的欢乐，尽情的唱呀，唱个孩子们的欢乐歌”。引用贺绿汀讨论创作《游击队歌》时所强调的“革命乐观主义”，这些写给孩子们的抗战文艺作品，也极富乐观精神。
而在本次展览中，新加展柜里陈列着萧乾被授予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以及文洁若的《捐赠说明》，而在儿童高度，展柜上也细心贴上提示“小心玻璃”，边角贴有保护贴。“以读者为中心，让读者距离展品更近，细心考虑各种年龄读者的不同需求。”刘明辉说。
主视觉区“照片树”与读者书桌相映照。
展览主视觉区，张贴有萧乾在翻译《尤利西斯》的照片喷绘，其视线对望处设置了书桌，图书馆读者随时可坐入。该区域还专门设有文洁若《捐赠说明》手稿的喷绘版东润金融，以及萧乾采访录像、策展工作笔记等，读者起身还能看到不少萧乾与文洁若的老照片。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以“社会基础设施”为战略定位，探索并实践了以“服务与研究、普及与专业服务、图情研究与内容研究”三大并重原则为核心的运营模式。在这里，“阅读”的概念被重新阐释，是文字、声音、图像和视频复合共存的阅读，也是一切信息内容可视化和可感知的阅读，营造“连接一切，无处不在”的公共文化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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